企业数字自主创新能否成为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器”是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文章采用2000～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和专利的匹配数据，从“稳主体”和“稳规模”双视角考察了企业数字自主创新的“稳出口”效应。研究发现，数字自主创新既能提高企业出口概率，增加出口主体，又可以通过改变“低价竞争，数量制胜”的出口模式及提升出口多元化水平来扩大企业出口规模。机制检验发现，数字自主创新重构企业生产流程，从要素配置、产品创新、供应链协同、信息交互四个维度推动出口稳定发展。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自主创新的“稳出口”效应受企业外部环境与自身性质影响。该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对出口“稳中求进”的助力作用，为我国外贸稳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自主性和产业链安全性的关键，而科技金融政策作为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制度安排，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文章基于微观企业数据库，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为切入点，探讨了科技金融政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该政策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交易成本以及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了企业国内中间品进口替代能力，进而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政策效果在中小型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及创新水平较高或制度环境较弱城市的企业中更为明显。该研究为优化科技金融政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和政策参考。
政府补贴作为产业政策的核心工具，其对企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仍存争议。文章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中国海关匹配数据，考察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出口产品转换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显著加速了产品转换，但呈现“重进入、轻退出”特征，其资源缓冲效应抑制了低效产品退出。补贴虽能激励研发投入，但更倾向于诱导企业开展针对低端市场的“适应性创新”并驱动规模扩张，而非实质性技术突破。此外，补贴引致增效不增质的微观悖论，即企业在提升营收与利润的同时，稀释了出口篮子平均质量，该现象在加工贸易企业中尤为突出。文章揭示了补贴可能引致的低端锁定风险，为推动产业政策由“规模导向型”向“质量导向型”转型提供了理论与政策依据。
美国关税冲击加速了全球供应链重塑，如何保持和提升外贸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成为重要议题。文章基于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事件，考察美国关税冲击下中国的供应链联系路径及出口韧性。研究发现，美国关税冲击导致原本与美国存在直接供应链联系的部分中国产品正在经由美国友岸和近岸国家与美国开展间接供应链联系。从供应链联系路径来看，美国友岸而非近岸国家是中国开展间接供应链联系的路径国家，这类国家与中国具有较近的地理距离和较紧密的双边政治经济关系。从供应链产品来看，位于上游的一般中间品、与中国产品产业内贸易联系紧密及东道国竞争力较强的产品更可能提升间接供应链联系。区分预防能力、适应能力和恢复能力证实，间接供应链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产品应对美国关税冲击的出口韧性水平。
在多边贸易体制受阻的背景下，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已成为深化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重要路径。文章基于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从水平深化与垂直深化两方面测度了1995～2023年全球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深化水平，并实证分析了其对服务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与内在机理。研究表明，协定深化通过提升服务技术含量与行业生产率，显著促进了缔约国之间的服务业价值链关联，且该效应在国家对、行业及条款层面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制度距离会削弱上述正向效应，且这种削弱效应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中更为突出。考虑第三国动态影响后，协定深化会降低缔约国与协定外国家的价值链关联，而缔约国与协定外国家签订协定后，则会进一步强化原缔约国之间的价值链关联。文章结论为中国深化协定和利用第三国效应提升服务业价值链关联提供了政策参考。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文章采用Tapio脱钩模型识别东道国的碳脱钩状态，并根据碳脱钩状态的可持续性区分东道国的碳脱钩程度。进一步地，文章运用2003～2020年176个东道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东道国碳脱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OFDI能够有效推动东道国实现高水平碳脱钩，其中，促进创新和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主要影响渠道。此外，中国OFDI对中高收入国家、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以及能源禀赋较高的国家碳脱钩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中国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因此，中国应在推进OFDI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绿色导向和责任意识；各国不仅要加强国内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还要充分利用中国OFDI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的协同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经历从追随学习、有限参与再到参与引领的身份转变，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以及既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加速失灵是驱动这一转变的两个核心要素。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中的角色定位，即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动者、包容和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倡导者、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创新者以及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价值的弘扬者。正是基于这样的复合型角色定位，中国从理念优化、模式塑造、规则创新以及价值引领四个维度出发，通过优化全球经济治理的治理理念、塑造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增强治理规则的公正性和开放性、凝聚全球经济治理的价值共识，为参与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原产地规则已成为企业重塑供应链与规避贸易壁垒的重要工具。企业通过利用原产地规则来塑造货物的“国籍”以缓冲中美贸易摩擦的冲击，但也加剧了原产地认定争议并推动规则变革。文章以集成电路原产地规则制定的行业实践为例，论证原产地规则制定的理论逻辑。原产地规则制定受到“客观条件”和“国家利益”的双重驱动。国家利益取向驱动原产地规则制定，国家通过对行业内外部的利益进行综合权衡，寻求制定能最大程度维护本国利益的规则；但这种利益驱动需遵循产品制造流程、现有立法技术水平和国家监管能力等客观条件，否则易扭曲贸易和推高制度成本。中国应完善国内原产地规则和政府采购国货标准，积极参与多边原产地规则重构。文章为原产地规则制定者提供理论参考，有助于企业预判规则演变和更好应对外部规则冲击。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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