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东盟始终是优先推进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五通”合作上取得诸多重要成果。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下，双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系列风险挑战，域外大国的干预、东盟国家对中国发展与崛起的消极认知、东盟国家固有的政治不确定性等因素都将影响双方合作的稳定进行。同时，挑战中也孕育着新的机遇，如多重冲击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更高台阶；全球“去美元化”持续加速为人民币在东盟的区域化带来契机；高质量发展催生双方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旅游等领域的广泛合作。为此，需加强机制化与规则标准建设，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推动“小而美”项目的建设，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近年来，农业合作日益成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国际合作的突出领域。其中的原因不能仅从农业领域本身的贸易和投资利益来理解。“一带一路”建设对农业合作的高度重视体现出对共同发展目标的真正追求。文章梳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发展对于工业化乃至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论述，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相关见解。文章还对比研究了世界银行早期发展议程对农业的忽视以及美国为了促进粮食出口的狭隘利益制定的对外援助政策，指出其客观上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长期粮食赤字问题，无法有效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在此基础上，文章总结了“一带一路”框架下农业合作的特点和路径。
文章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使用单时点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的高质量创新；其次，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合作创新、优化企业已有创新成果来促进企业进行高质量创新；再次，“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东部和中部地区企业、新兴优势行业以及非国有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突出；最后，在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效应得到了更高水平的激发，且这种影响对于面对高环境不确定性的企业更为突出。
文章利用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和Floyd算法构建了中国“外循环”前向依赖网络。研究发现：第一，网络具有“小世界”结构特征；上游断裂风险主要以直接方式传导到中国；中国的基础金属制品业、农业、木材加工业、化学制品业、焦炭石油冶炼业和采矿业是连接“双循环”的核心中介部门，首先受到上游断裂风险冲击并将风险传导到中国其它部门。第二，网络具有“核心-外围”结构特征；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的采矿业，中国台湾、韩国、日本的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韩国、中国台湾、日本、美国的化学制品业，巴西、美国的农业及德国的运输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是核心上游部门；核心上游部门供应断裂，冲击难以被其它市场抵消，中国的电气电子设备制造业、焦炭石油冶炼业、橡胶塑料制品业和化学制品业将受到严重冲击。
投资开放相关的条款是区域贸易协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关于贸易协定条款深度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下简称为OFDI)影响的分析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文章基于FTA条款异质性理论和既有研究基础构建了“WTO-plus”条款深度、“WTO-extra”条款深度、核心条款深度、边界条款深度和边界后条款深度，并引入单国模型考察了FTA条款深度对中国企业OFDI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FTA条款深度与中国企业的OFDI成效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边界后条款深度和“WTO-extra”条款深度的积极效用要明显强于边界及“WTO-plus”条款深度。进一步的研究发现，FTA条款深度通过改善东道国营商环境进而提升投资成效水平，同时FTA条款深度对国有企业的OFDI和非绿地投资具有正向作用。
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调节与分配机制失灵、对全球经济增长方式的引导和修复功能缺失、主导国抛弃责任以及多边主义原则受到挑战等现象预示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加速失灵。究其实质，这一结果由两大矛盾促成：在经济功能层面，新自由主义治理存在缺陷，在诱导发达国家经济集团化以及在发展机会上排斥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促使金融投机主导的增长方式与生产结构脱嵌，使发展中国家卷入发达国家周期性调整的过程中；在权力结构层面，治理体系的高度“中心化”结构使之难以适应权力转移以及治理主体多元化趋势。“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机结合为贸易自由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并以“去中心化”形式构建多边治理新体系，为优化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美国近年在RTAs框架下的“数字贸易”和“金融服务”章节推出了富有雄心的跨境数据流动自由化规则。但美国也通过“例外”和“负面清单”保留跨境数据自由流动限制性措施的施行权限。文章通过“文本研读”和“法规比照”分析这两个免责路径。研究表明，美国缩减了数据流动“特定例外”范围；对个人信息、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构建了“一般例外”和“安全例外”等“水平例外”。在“负面清单”方面，美国采用3个“不符措施”附件，为服务和投资、金融保留了未来所有和既有措施的实施空间，从源头上限制了美国多个数据密集型部门的数据出入境。中国也可充分利用“例外”和“负面清单”,完善国内数据规制，在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发展高标准数据流动规则。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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