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

• 机器人应用有助于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吗

  綦建红;蔡震坤;

  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2000～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发现，机器人应用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这一结论在非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中尤为显著；降低进口中间品占比和提高成本加成是机器人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的重要途径；尽管同行业内其他企业使用机器人会产生竞争效应，对生产率低、出口产品质量低、出口技术复杂度低的企业带来明显的个体负面影响，但是机器人应用可以通过集约边际效应和再配置效应，提升整个行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2022年08期 v.38;No.308 4-1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652K]
  

• 消费需求质量升级提升了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吗——基于“双循环”视角下的本地市场效应验证

  马广程;曹建华;

  通过观察“双循环”政策背景下中国居民消费需求质量升级的事实，文章使用融入需求质量升级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基于本地市场效应分析需求质量对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利用2009～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理论进行验证，并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需求质量提升形成的本地市场效应显著提升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且城镇需求质量提升的促进作用更强。需求质量提升通过价格指数效应、市场竞争效应与国内市场一体化效应等机制促进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在划分收入分组后，中等收入左右群体的需求质量提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最后，贸易成本降低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

  2022年08期 v.38;No.308 20-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2K]
  

• 海归高管促进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了吗

  刘海云;王利霞;

  如何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是中国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基于2004～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出口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海归高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其影响机制。文章研究发现：第一，海归高管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海归高管能够促进企业推出试验性产品，提升中间品进口质量，以及促进高级人力资本的引进，这有利于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文章进一步使用1920年前创办西式大学的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作为因果识别策略，主要结论在因果识别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后，文章指出我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应该积极引进海归人才。

  2022年08期 v.38;No.308 36-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8K]
  

国际经贸论坛

•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产品质量与价值链分工：嵌入位置及升级模式

  张体俊;黄建忠;高翔;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已成为推动我国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企业价值链升级的重要路径。文章采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以及WIOD(2013)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具有倒U型关系。(2)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出口DVAR的异质性影响依赖于中间投入服务化差异和行业技术类型。(3)企业成本加成率和企业技术创新是制造业服务化影响企业出口DVAR的中介渠道。(4)制造业服务化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概率，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呈倒U型特征，且异质性影响依赖于企业贸易方式、所在地区和所有制类型。

  2022年08期 v.38;No.308 50-6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282K]
  

•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破解反贫困“伊斯特利悲剧”难题

  杨励;谭伟杰;陈钊泳;徐芳燕;

  一直以来，“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社会援助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贫困率的因果关系与内在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受援国的贫困率；中国对非援助显著的减贫效应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项目援助、腐败程度较低、监管质量较高、政府运行效率较高和政局较稳定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效应”和“促贸效应”等经济路径和降低地区冲突的政治路径来实现。文章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贫困治理及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提供参考。

  2022年08期 v.38;No.308 68-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46K]
  

国际金融与投资

•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区位选择：要素环境竞争力视角

  史瑞祯;桑百川;

  为检验中国是否因“素”制宜进行对外投资，文章从要素环境竞争力视角切入，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等相关数据以及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展开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更倾向于选择劳动力成本更低以及与中国的制度距离更小的区位，同时，也会选择资源禀赋、资本存量及技术水平表现更好的国家或地区。进一步讨论发现，中国OFDI区位选择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国别差异性，而且加入其他要素发现，资本成本与创新距离均会显著影响中国的OFDI。此外，劳动资本等有形要素的成本优势与制度距离之间存在“增强”效应，与创新距离之间存在“削弱”效应。

  2022年08期 v.38;No.308 85-10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32K]
  

国际经贸规制与全球经济治理

• 经济全球化的新态势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

  胡键;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态势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重组、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全球供应链的重塑。新态势下，传统的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的功效受到普遍性怀疑，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正在取代过去各种区域或跨区域层次的自贸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兴领域不断涌现，因此全球经济治理也必然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新变化而进行新的变革。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受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举步维艰，如果从全球经济治理的顶层行为问题入手，首先解决全球公共产品的公正性、全球经济治理的持续收益性、行为主体的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制度的协调性问题，其他具体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尽管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困难重重，但从理想主义的观点看，全球经济治理走向善治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2022年08期 v.38;No.308 101-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0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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