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

•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张亮;邱斌;孙少勤;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

  2022年06期 v.38;No.306 4-2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4K]
  

• 银行业空间演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功能距离视角

  孙禄;王浩;孟夏;

  银行业发展与高质量出口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文章利用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和中国银保监会金融机构许可信息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研究银行功能距离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功能距离缩小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之后，该结论依然成立；且该效应在企业贸易方式、所有制、生产率和行业融资依赖度中表现出差异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降低融资约束是功能距离缩短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重要影响渠道；进一步发现，银行本地化及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强化功能距离缩短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正向效应。

  2022年06期 v.38;No.306 27-4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2K]
  

国际经贸论坛

•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企业救济效应评估——基于竞争战略的中介效应分析

  冯美丽;董银果;

  对外反倾销已成为世界各国规范贸易秩序、保护本国产业的最主要政策工具。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反倾销政策和竞争战略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得出反倾销政策的企业救济效应通过企业竞争战略来实现的结论。文章进而基于中国制造业国内国际双市场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显示，对外反倾销起到了救济企业的作用，差异化战略是重要的正向中介，低成本战略与多元化战略则起负向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对外反倾销对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私营和外资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产生显著救济作用，差异化战略在不同样本中均起正向中介作用，但低成本战略与多元化战略的有效性在不同企业类型下存在显著差异。

  2022年06期 v.38;No.306 41-5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7K]
  

• 工业化阶段演进中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非线性效应——基于平滑转移的阈值协整模型检验

  傅晗彧;王晓彤;张少华;

  加工贸易的逆“自我选择”效应及税收优惠政策扭曲资源配置可能阻碍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提升；但是随工业化阶段的演进，加工贸易通过多条途径促进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提升，进而部分抵消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负向作用，即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影响可能发生非线性变化。文章利用我国1981～2017年数据并构建阈值协整模型检验发现：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具有负向作用；随工业化阶段演进即第二产业产值与第三产业之比低于某一数值时，加工贸易的负向作用减弱；采用不同方法测度部分变量，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均存在非线性效应，实证检验结果是稳健的。上述研究表明，随着工业化阶段演进，加工贸易发展的专业化分工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等不断凸显，促进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提升，减弱了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集约化水平的负向作用。

  2022年06期 v.38;No.306 58-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4K]
  

• 逆全球化压力下贸易冲击的经济波动压力测试——基于产业关联理论

  刘阳;张萌;李体欣;

  逆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冲击对经济平稳性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并成为重要议题。贸易冲击是外部冲击最直接和直观的测度方式，也是导致外向型经济体产出波动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产业关联理论构建动态Leontief模型，并结合中国42个产业的实证数据，采用数值模拟方法分析进出口贸易冲击通过产业关联对经济波动的压力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出口贸易冲击通过直接拉动效应、间接拉动和推动效应对经济波动造成压力，且该压力通过产业间关联扩大；进口贸易冲击通过进口替代产业发展反向拉动了经济增长。这进一步表明中国经济具有韧性，能够承受一定程度的外部波动压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已逐步呈现，应在关键领域的重点产业找准施策发力点。

  2022年06期 v.38;No.306 76-8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93K]
  

国际金融与投资

•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是否促进了绿色发展——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视角的实证检验

  屈小娥;赵昱钧;王晓芳;

  文章基于制度环境和吸收能力双重视角，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母国绿色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从制度环境视角看，政府参与度和资源配置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环境规制条件下呈现“单一门槛”特征。政府资源配置能力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规律，OFDI对绿色发展的正向溢出效应在环境规制跨过特定门槛值后变得显著。从吸收能力视角看，人力资本条件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出“三重门槛”特征，产业集聚呈现出“单一门槛”特征，金融发展呈现出“双重门槛”特征。只有当人力资本、金融发展跨过特定门槛值后，OFDI才能显著推动绿色发展；产业集聚门槛下，OFDI对绿色发展呈现边际效应递增规律。

  2022年06期 v.38;No.306 89-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1K]
  

• 金融科技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杨晓亮;

  文章将金融科技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采用2011～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与海关贸易合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检验表明，缓解融资约束和优化信息匹配是金融科技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可能渠道。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科技对一般贸易企业、民营企业、中等规模企业出口产品，以及出口企业旧产品和核心产品的质量提升作用尤为明显。对企业内部影响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有利于降低企业内产品质量分散度，从而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文章结论对于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加速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2022年06期 v.38;No.306 103-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2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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