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

• 中美农产品贸易收益核算及贸易摩擦的影响分析

  林海;任慧;

  在全球生产分割的背景下,海关统计数据由于包含大量重复计算的成分,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国某部门的贸易收益情况。文章通过构建跨国投入产出模型,定义增加值出口为衡量双边贸易收益的指标,从增加值出口变化趋势、行业分布情况及贸易收益的实现方式,分别剖析2000～2014年中美两国农产品各部门的增加值出口情况。发现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的盈余方实为中国,农产品行业的大量增加值隐藏在本国的其他部门中出口。中国市场对美国农业经济的拉动作用在提升,两国农产品行业实现收益的方式不同,中国越来越趋向于附加值含量低的粗加工中间品出口。两国农产品贸易关系紧密,对第三国市场的依赖不断下降,中美贸易摩擦对两国农产品行业的收益都将造成较大的冲击。

  2020年01期 v.36;No.277 4-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85K]
  

• 基于整体网分析法的中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分析

  张昱;王亚楠;何轩;

  文章采用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服务贸易数据,基于服务贸易进出口关系,构建六个服务贸易关联网络,选取整体网分析法中的点度中心性指标、中间中心性指标和基于CONCOR算法的核心-边缘结构性指标,对中国服务贸易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10年间的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显示:金融危机后全球各经济体间的服务贸易往来愈加密切;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竞争力总体偏低但地位有所上升,且进口地位优于出口地位;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服务贸易网络中的权力地位快速提升,渐由半边缘地带转向核心地带,对其他经济体的影响力增强,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等周边区域。总之,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网络中的竞争力正在由弱转强。

  2020年01期 v.36;No.277 19-3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76K]
  

国际经贸论坛

• 政治距离、文化差异与中国的对外贸易

  张慧敏;刘洪钟;

  政治利益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成为近年来学者关注与争议的焦点。文章基于中国视角,选取96个国家1992～2015年度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双边政治距离、经贸往来与文化差异之间的互动关系,结论如下:首先,政治距离显著降低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间双边贸易往来,双边文化的差异则加深了彼此的政治风险,显著提高了双边贸易对政治距离的敏感性(偏效应)。其次,上述关系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尤其是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阶段,中国与伙伴国的贸易往来却独立于双边的政治距离。最后,当对所涉及的贸易产品进行细分研究时,发现主要是在食品和活动物、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以及杂项制品这四类产品的贸易中显著存在上述贸易损害效应。

  2020年01期 v.36;No.277 33-5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6K]
  

国际金融与投资

•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洪俊杰;张宸妍;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

  2020年01期 v.36;No.277 53-7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2K]
  

• 续贷限制与出口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经验分析

  谢申祥;周洺竹;

  探讨续贷限制对于出口企业的影响,对于全面认识融资约束的微观经济效应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文章立足2007年续贷标准改变这一政策事实,基于中国2000-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就续贷限制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展开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续贷限制不利于出口企业创新的提升,对企业专利申请总数、发明类专利申请数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第二,这种抑制作用对不同企业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续贷标准紧缩对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效应会因出口企业规模、所处行业、生产率水平以及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有所差异。续贷限制对大规模出口企业、制造业出口企业、高生产率出口企业和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文章的研究拓展了融资约束对于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认识。

  2020年01期 v.36;No.277 71-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17K]
  

国际经贸规制与全球经济治理

• 上诉机构“停摆”之后的WTO争端解决机制何去何从

  胡加祥;

  WTO争端解决机制自生效以来,以其高效的纠纷解决和具有约束力的裁决一直被认为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力量。尤其是争端解决中设立上诉机制,开创了国际争端解决两审终审的先例,这使得WTO体制下的争端解决与其他国际体制下的争端解决相比,更加凸显其公正性与有效性。然而,由于个别成员的阻挠,上诉机构于2019年12月10日因到期离任的成员不能够及时得到增补而陷于"停摆",无法继续受理上诉案件。上诉机构停止运作会给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走向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不会停止工作,多边贸易体制也不会因此陷入崩溃。

  2020年01期 v.36;No.277 90-9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8K]
  

• 论WTO安全例外对单边贸易制裁的有限治理——基于“俄罗斯过境限制案”的分析

  刘美;

  对成员方援引GATT1994第21条安全例外条款采取的单边贸易制裁,DS512案专家组除了明确争端解决机构的管辖权外,还提出善意解释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两项要求,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争端解决机构在该条款具体适用问题上的审查权。然而,从专家组对条款的解读来看,其审查明显具有弹性,基于安全例外问题的双重属性,基本安全利益和最低限度合理性的定性模糊以及制度供给的不足,实际意味着争端解决机构对援引安全例外条款的介入审查有限,即有限治理。在应对美国以安全例外之名施加钢铝关税制裁时,理性看待WTO规则治理的效果,并在规则治理之外,设置WTO改革议题,以宏观制度层面的对话磋商促进具体争议的解决,无疑是一条更为合理的路径。

  2020年01期 v.36;No.277 99-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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