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运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中国进出口贸易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动态,发现不同技术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冲击影响存在明显不同的时变规律。其中,低等和中等技术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呈递减趋势,近年来,这些行业的对外贸易已开始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作用;而高等技术行业的进出口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明显增强。因此在新常态经济背景下,进一步优化贸易结构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极为必要的。
文章构建了一种要素、二个部门、三个地区的空间贸易模型,以考察中国出口贸易的动态区域分布。研究表明:在空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下,沿海地区的工资租金比下降,催生劳动力向沿海聚集,强化了其地理比较优势;沿海地区以港口为节点的多式联运系统显著降低了国际货运成本,提高了其出口份额;地方保护主义抬高了境内运输成本,梗阻了内地与沿海港口的对接,割裂了东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循环,不利于中西部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刘易斯拐点的逼近抬高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成本,但没有突破产业集聚的支撑点,短期内沿海地区的"出口奇迹"仍将延续。因此,我们要继续发挥东部地缘优势,发展内河运输和铁路运输,降低境内运输成本;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公共服务支撑,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
基于新新贸易理论,文章分析和检验了企业生产率对我国企业零出口、间接出口与直接出口三种出口模式选择的决定作用。研究发现,在出口企业样本中有35.1%的企业完全依靠中间商出口;随着生产率提高,制造业企业更倾向于减少零出口为主的模式,增加间接出口为主乃至直接出口为主的模式。进一步分阶段研究后发现,在内销和出口阶段,企业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倾向于降低内销而增加出口;在出口阶段,企业随着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更倾向于降低间接出口而更多地选择直接出口模式。结果表明,中间商在我国企业出口活动具有重要作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水平与零出口、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呈现同向变化。
从经济全球化角度切入,利用我国1993~2013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聚、经济全球化与城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产业集聚提高了我国城镇化水平,但产业集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各区域经济全球化水平;从全国来看,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共同作用时,对城镇化有促进作用,产业集聚和贸易开放共同作用时,对城镇化的驱动力不明显,甚至抑制城镇化发展;从区域来看,外资依存度高、贸易开放度高的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作用最明显,中部、西部地区次之,产业集聚与经济全球化是导致中国城镇化区域性失衡的主要原因;控制变量经济增长、就业结构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率等均对城镇化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各要素对城镇化的驱动力基本呈现东、中和西部三大区域依次排列的状况,与中国城镇化区域性发展不平衡的情况相符。
文章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构建出相应修正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并据此对1995~2011年中日两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中日两国制造业均具有持续的显示性比较优势,且呈现出不断增强趋势。(2)期初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明显小于日本,但这种差距却在不断缩小并反超。(3)中国制造业中具有持续显示性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制造业,而日本则主要集中于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制造业。(4)中日两国制造业中,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主要呈现出上升趋势,而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制造业则主要呈现出下降趋势。(5)中国低技术制造业始终保持最高的竞争优势,而日本则保持最低的竞争劣势。(6)中日两国中低技术制造业均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较为成功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但中国要显著低于日本。(7)中国中高和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竞争力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并由竞争劣势转为竞争优势,而日本则始终保持强劲的竞争优势。
作为侧重于投资自由化的"21世纪贸易协定",TPP的签署势必对我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产生深刻的影响。论文运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以2005~2013年的数据为基础,分析我国对TP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效率及影响因素,以期理解TPP协定对于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对TPP成员国的直接投资绩效总体处于较低水平,或者说我国对TPP成员国具有较大的直接投资潜力,而且我国的直接投资绩效在TPP成员国之间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这与TPP成员国的商业管制、知识产权保护、金融自由化、财政支出、政府效率、贸易、网络安全监管七个方面的政策性因素具有显著的关系。由于这些因素在TPP协定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这为认识TPP协定对于中国外向型直接投资的影响提供了依据。
全球治理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安排,实质上是国家之间利益与权力的博弈过程。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重塑了世界经济格局,实力与权力不相匹配的矛盾日益激化,推动着全球治理制度的变迁。文章通过建立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演化博弈模型,揭示利益主体权力博弈诱发制度变迁的机理。研究表明,拥有绝对权力优势的发达大国主导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制度也将随着各参与主体拥有权力大小的消长变化而不断演进。文章进一步指出,在权力结构发生调整的情况下,G20取代G7领导全球治理制度是制度变迁的历史必然。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是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往来的重要途径。经过测算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空间、经济、文化和制度距离,并通过计量检验,发现空间、经济、文化和制度距离均与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明显相关。根据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综合距离得分,按圈层理论的思路将沿线国家分为4个圈层。比较不同圈层,空间距离在第二、三圈层作用较为明显,经济距离在第三、四圈层作用较为明显,文化距离在第一、三圈层作用较为明显,制度距离在第三圈层较为明显。据此建议,按圈层综合距离的远近,按距离层次依次推动生产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和贸易自由化,根据缩小不同距离的难度,按时间层次依次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共赢、文化交流,同时还应当尊重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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