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区分了中间投入品中国内生产与进口来源,更为真实地反映加工贸易型经济体的产业关联。文章采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计算出口拉动力系数与进口推动力系数,在此基础上合成外贸合理度指数。通过观察1995~2009年的我国外贸合理度指数的变化趋势,可以揭示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特点,也为识别经济波动与贸易政策拐点等提供科学依据。
长期以来,人们主要关注价格贸易条件对经济增长、经常账户和贸易收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而忽视了对价格贸易条件自身统计性质的研究。文章采用中值无偏估计方法对1980~2011年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冲击的持久性特征进行了量化分析。估计结果显示: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序列服从近似单位根过程,价格贸易条件冲击的中值无偏半衰期为13.51年。这意味着,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冲击是长期的和持续性的,相关部门在应对价格贸易条件冲击时,不宜采用短期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储蓄调整政策,而应着眼于持续提高居民收入、积极培育对外贸易新型竞争力和加快转变对外贸易发展方式。
中国服务贸易总量规模的不断增长,掩盖不了逆差持续扩大和贸易结构偏低的事实,地区结构仍不合理是重要成因。聚焦于中国对美、日、德市场细分服务行业贸易竞争力状况的考察发现,中国在德国市场竞争力表现较长期内呈显著倒"U"型结构,在日本市场虽呈微弱竞争优势却缓慢下降,在美国市场表现则在波动中缓慢上升。进一步细分行业分析发现,其他商业服务、邮电通讯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虽然在日本和德国市场初显竞争优势,却掩盖不了专利许可和金融服务在三大市场仍较突出的竞争劣势地位。综合分析认为,继续提高技术密集型服务行业比重是更高质量提升我国对发达国家市场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根本。
文章运用扩展的solow模型在理论上分析了不同部门援助对FDI的影响机制,并以72个亚非国家的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一、援助通过直接影响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两个渠道影响FDI;生产部门援助主要通过资本积累渠道影响FDI;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由一般预算支持、债务减免构成的其他部门援助通过全要素生产率渠道影响FDI。二、72个亚非国家接受的不同部门双边援助对FDI的影响不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和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促进FDI的流入,生产部门援助与其他部门援助替代了FDI;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对FDI的促进效果最好,生产部门援助对FDI的替代效果最强。因此,为提高援助效率,亚非援助国应增加经济基础设施部门援助,改善生产部门援助、一般预算支持和与债务减免的有效性。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利用1995~2012年数据定量考察了非洲内部贸易的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结论显示长期以来内部贸易在非洲整体贸易的份额仅占10%左右,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地区。阻碍非洲内部贸易发展的原因可以归纳为:非洲的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区域内非关税壁垒不断增加、经济结构互补性差以及其他因素。对此,进一步研究了扩大内部贸易对非洲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以及中国为促进非洲内部贸易的外贸政策选择。
对近年来中越、中老和中缅跨境经济合作区发展概况综述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边界效应对中越、中老和中缅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所产生的影响。结论为:首先,中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建立跨境经济合作区的边界效应是存在的,突破边界效应来构架跨境经济合作区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其次,以国家为主体的角度来测算中越、中老和中缅的边界效应,发现其对双方贸易流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以边界省区为例,如云南的角度,发现边界效应对双方贸易流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再次,云南地区中越、中老和中缅跨境经济区的有效建设,必将拓展中国与周边国家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的实践领域,跨境经济区的建设也将成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双边经贸、投资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晚近以来,随着东道国有关公共利益保护措施引发的国际投资争端的大量增加以及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漠视公共利益现象的频发,凸显了现行双边投资协定(简称BIT)对公共利益保护之不足及在其中保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近年来不断警示各国重视BIT中的公共利益保护问题,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其最新的BIT范本中也开始规定有关公共利益保护条款。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资本输入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的BIT签订国,在今后的中外BIT中应重视公共利益保护问题,规定适当、有效的公共利益保护条款。
在"世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关系的管理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关键,以中美为代表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势必影响既有的在美国霸权主义主导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这种深刻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全球治理领导、治理规范和治理结构三个方面,最终形成适应新型大国关系的全球治理模式。
劳动标准问题历经18轮谈判远未达成一致的事实反映出,在劳动标准纳入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美国预设的一体化模式在逡巡不前的谈判面前已显出困境。TPP谈判自第18轮开始接受日本正式加入的新情况虽可能加强美国关于劳动标准问题建议文本的影响,却难以改变此前谈判业已形成的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既有实践相互竞争的基本格局。要推动TPP劳动标准议题的后续谈判尽快完成,谈判方可能需要采取议题区分的思路,转向并列模式。当前美国保守的共和党执掌国会以及多数谈判方反对美国政府建议的"缔约方实施国内劳动法方面的完全强制执行机制",使得纳入模式的转变成为可能。诚然,TPP谈判中的劳动标准问题对中国加入谈判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中国有必要以更具建设性的眼光看待劳动标准方面的国际合作。劳动标准问题不应成为中国考虑加入TPP谈判的阻碍因素。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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