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文章使用probit和ivprobit模型对进出口贸易对企业R&D投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计量结果表明,第一,企业进出口贸易明显"挤出"了R&D投资,出口和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参与R&D投资意愿越低;第二,出口对R&D投资的"挤出效应"在原料进口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表现越明显,"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贸易方式不利于研发行为的发生。第三,在不完全资本市场,出口通过恶化企业融资约束进一步抑制企业的R&D参与,而进口的效应不明显。另外,规模越大、年龄越小、利润率越高、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越倾向进行R&D投资。但产能利用率、市场信息获取程度等不是影响企业R&D决策的关键变量。
文章从国际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国内经济环境、技术环境、要素市场五个方面对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环境进行了分析,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对1997~2010年产业发展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承接离岸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环境呈现逐年改善的态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承接离岸服务外包的产业发展环境和离岸服务外包规模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产业发展环境是我国离岸服务外包规模增加的格兰杰原因。长期看,产业发展环境的改善,将有助于离岸服务外包规模的增加。
文章基于技术含量视角,将技术创新看成是融投入与产出于一体的系统,以低技术、中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来衡量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选取1991~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重点考察了技术创新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结构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R&D经费支出促进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低技术产品的出口;而专利授权量促进了低技术产品的出口,抑制了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不论以R&D经费支出和专利授权量来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利于中技术产品的出口。人力资本和人均GDP都有利于中、高技术产品出口,FDI对不同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影响则具有"两端为正,中间为负"的特点。
战略性贸易政策作为新贸易理论的政策主张,不仅在理论上严重依赖假设条件,而且在实践中也面临战略性产业难以识别、信息不充分以及政治力量、利益集团的影响等等困境。但这些理论为政府实施贸易干预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干预虽然使其产业竞争力迅速提高到可以与美国竞争的水平,也导致其产业发展高度依赖政府主导的联合研发项目,缺乏应对环境变化的灵活性,而且消费者在这过程中也遭受巨额损失。
通过对美国大萧条前10年总需求结构的统计分析和与英法两国同期数据的比较认为,实际收入与批发价格指数相关系数达到-0.2左右,实际收入与M1收入流通速度相关系数达到-0.2左右,可以构成美国大萧条的内需预警;实际收入指数与外需率的相关系数为-0.6左右,实际收入指数与外贸依存度的相关系数为-0.5左右,可以构成外需预警。二者必须在一个时段内同时出现,目前没有证据认为内需低迷或外需低迷可以单独视为大萧条的预警。
在非抛补利率平价理论框架基础上,文章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对发达经济体利率与汇率交互效应的动态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美日两国货币利率与汇率交互影响体系内,变量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协整关系;变量间具有较为密切的相互作用;变量对自身的作用及其在模拟中所产生的误差可由自身解释的部分都较另外两个变量的要大,并可持续到第6期左右。结合研究结论,文章对今后中国的利率与汇率政策提出了战略定位。
文章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套汇套利的实际年收益率将汇率因素纳入模型,对Helmut&Helene的资本与金融账户开放测度模型进行了修正。经对我国1982~2010年期间的计量估计,得出这一期间我国资本与金融账户的开放度为45.86%。其政策含义是在当前资本与金融账户半开放、汇率制度半浮动及我国经济增长放缓情形下,管理当局在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应该实施有益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和有益于减轻居民与企业税负的财政收入政策。
在倡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今天,分析先进国家的"走出去"模式,了解其国际化轨迹并吸收其经验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全球实力最强以及全球最富裕的地区之一的美国,其经验与轨迹更是值得借鉴。文章沿着时代背景的发展,试图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直探索美国企业到21世纪初的国际化发展情况,从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动因、政府支持及当地背景等方面探索美国国际化的轨迹。
历史上,美国的反补贴法从未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受国内经济、政治、贸易政策等原因影响,美国商务部不顾国内立法无授权的客观情况,逐渐对华启动反补贴制裁,但最终在美国受到司法的否定性评价。为消除"非公路用轮胎案"判决的不利影响,美国国会迅速修改了关税法以适用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新形势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应面对现实、放长眼光,提升产品竞争能力,打造升级版的"中国制造",使我国产品立足国际市场。
"美国远程博彩案"与"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专家组在对"公共道德"解释时依循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和第32条的传统路径,但在争议措施的"公共道德"政策目标归属上呈现了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的不确定立场,该种立场直接导致证明上宣称标准和合理标准的混乱。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国应因势利导,证明国内"公共道德"政策目标属于WTO"公共道德"的范畴,从而实现政策目标归属的成功转化。
在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战略下,我国贸易顺差将呈逐年收窄之势,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理论界和实务部门一些同志认为,净出口的持续减少将意味着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将成常态,中国进入了所谓"净出口负贡献"的发展阶段。实际上,"净出口负贡献"的说法,不仅是对国民经济核算恒等式的误读,而且忽视了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对外贸易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具有明显的理论上的偏差,在实践中也会带来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导致政策偏误,妨碍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
<正>(2012年8月22日)由中国国际贸易学会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联合举办、《国际经贸探索》编辑部等协办的"2012年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革"专题征文活动业已结束。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