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2007年5月12日,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主办,加拿大驻广州总领事馆及《国际经贸探索》编辑部协办的“泛珠三角与加拿大经贸合作研究暨当前国际经贸关系热点问题”国际研讨会在我校南校区拉开序幕。本次研讨会是为推动国际经贸关系理论研究,增进中加双方了解,发掘经贸合作潜力,进一步发展双方经贸关系的一次重要会议。
战略性竞争政策会带来劳动力在国际分配上的无效率,从而减少世界福利,但是对于东道国政府来说却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国际竞争政策体制中ICN和WTO方法的竞争能够产生一种有效机制,从而可以权衡一致性的前景和局限,或者它只是将力量分散,而不是将力量统一在一起进而克服效果原则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二战以后,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流,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垂直专业化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从理论上分析,这两种贸易形式产生、发展的基础和动因既有相同点又有区别。两种贸易形式存在密切关系,二者均以跨国公司为主体,并且垂直专业化构成产业内贸易的另一重要起因。文章对两种贸易形式的发展趋势、理论基础、相互关系进行了分析、比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相关启示。
以核心—边缘模型为理论基石,研究粤港金融合作与长三角金融合作的异同点。发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使两地区的金融合作都有很好的发展空间;相对“强”势的政府将使长三角的金融合作中相互交叉融合的特色更明显,而珠三角的金融合作体现相对明显的“分工”特色;两地区何者金融合作更成功主要取决于地区产业转型和经济差距情况。
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广州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文章对1980年至2005年广州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物质资本积累效应是广州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崛起与持续发展,对台湾经贸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经贸热、政治冷的两岸关系上,台湾正处于进退失据的状态。如果两岸能搁置政治争议,放弃意识形态,去除政治障碍,两岸经贸就会顺应国际化、自由化的潮流,加速经济整合。
入世后过渡期结束的过程,也是我国加大开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该过程为中部地区通过加速区际贸易和引入外部直接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接受技术外溢,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重要渠道和契机。中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对外开放的技术传递作用机制,通过市场与政府的协同作用,建立可持续的自我快速发展机制,实现自身崛起。
通过对1973~1992年新台币汇率变化与台湾出口之间的关系两个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台湾的汇率与其出口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新台币的升值没有立即抑制台湾的出口,并且也未对其产生滞后影响,从而打破了传统理论认为货币升值会抑制出口并增加进口的说法。新台币汇率的变动及结果给人民币汇率的调整提供了借鉴意义。
运用扩展后的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了祖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贸易流量和流向,并以此为依据具体考量了内地各省市与台湾地区的贸易联系程度。结果显示:内地各省市的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空间距离、台商投资和特殊的经济协作关系是决定内地各省市与台湾地区贸易流量的主要因素。应积极强化有利因素,弱化不利因素来挖掘海峡两岸的贸易潜力。
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一方面,市场化汇率制度是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可兑换决定均衡汇率,并促进汇率制度弹性化和市场化。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和日益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应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相应地逐步增大汇率制度的弹性空间,最终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浮动汇率制度。
不良资产证券化资产池信用风险的定量研究在我国非常匮乏。文章立足我国不良资产信用数据严重不足的现状,尝试使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单笔不良资产的信用风险:根据不良资产的特点甄选出其中16个作为输入变量;经过反复测试,确定1个隐含层;以单笔资产的信用风险作为输出层。然后通过整合信用风险附加模型,量化资产池的信用风险。通过对我国某不良资产证券化案例为样本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改进的BP神经网络模型测算资产池信用风险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国际上公认有成效的四种小额信贷模式在贷款抵押、利率形式及目标客户的选择等运作机制设计上存在差异。通过比较发现以连带责任替代抵押担保、以市场化利率取代贴息利率及采用动态贷款激励是这些模式取得高还款率和绩效的关键。为使小额信贷能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作用,我国应建立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市场化运作的小额信贷模式,把联保机制引入农村经济组织及实施差别利率,实现小额信贷财务持续性、服务穷人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发展,最终缓解或消除贫困。
对管理者、特别是CEO的报酬和激励是公司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文章在总结国外众多关于CEO权益报酬的文献基础上,主要从权益报酬激励及其效应、CEO股票期权的价值确定、CEO权益激励水平的决定、关于权益报酬有效性的争议等方面就国外的最新研究进行了综合评述,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对我国公司的高管人员实行权益报酬的借鉴和启示。
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法律修改会频繁进行,如果更好地同时运用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则会为我国的立法和法治建设的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因为法律修改和法律解释共同填补着一国法律的漏洞,二者主要的原则相同,都是法律实践,其主体有时同一,二者也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而且理论和实践证明有的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的修改。
2006年修订的我国《合伙企业法》首次确立了有限合伙制度。有限合伙制度的精髓在于“糅合”了公司和普通合伙“两种制度”的优点,但新法在两种制度的“糅合”上还存在着未充分认识到有限合伙中两种投资的性质和资本制度的构建等方面的缺陷;两种责任的适用范围及转化的规定比较模糊;两种合伙人转换条件以及转换后的权利义务设计不合理等。应区分“两种制度”的宗旨、功能、适用条件等构建有限合伙制度,同时也应对有限合伙中两种责任及两种合伙人的转化设计合理的径路。
文章运用博弈论及经济学的有关原理,在国内外企业及政府处于多方完全信息博弈时,按照国内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原则,分别推导出“一国一税”政策下的单一反倾销税率以及“分别税率”政策下的反倾销税率。通过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欧美对华的“一国一税”政策不只是一种歧视性政策,而且是一种无法达到“多赢”的政策。文章建议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运用多种手段应对“一国一税”政策。
国际直接投资研究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当母国对来源于外国的所得实行抵免制以避免国际重复课税时,东道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往往转化为母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母国的投资者无法获得东道国给予的税收优惠。针对该观点,文章比较了1990~2004年实行抵免制的美国及实行豁免制和饶让抵免制的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未发现美国与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在华直接投资的积极性存在显著差异。由于美国对该国投资者给予税收递延,使得投资者依然能够获得东道国的税收优惠,美国实行的抵免制并未阻碍该国投资者在华投资热情。该结论对预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对外资流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运用传统公司理论,剖析了近十年来西方过度行政补偿和“肥猫”问题的成因。在代理问题无法根除的情况下,企业股东和各方利益相关者应积极参与公司治理。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时代的到来,中国公司应当借鉴西方“肥猫”问题的经验教训,强化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董事会伦理建设和独立董事机制的建设,严防高管问题的频发。
文章通过对一起货物买卖合同是否成立争议的分析,全面系统解析了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对买卖合同成立要件的规定,提出从立法精神出发,全面理解法律,准确运用法律的思想。
<正>杨斐1963年4月出生于四川资中,法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国际法学系主任。1979年9月至1983年7月就读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6年9月至1989年7月就读于西北政法学院,获法学硕士学位;2003年9月至2006年7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法理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83年到1986年在四川资中一中任英语教师,1989年7月到2002年在广东汕头大学法学院任教,2002年4月至今,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任教。
刊名: 国际经贸探索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 主办: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周期: 月刊 出版地: 广东省广州市 语种: 中文; 开本: 小16开 ISSN: 1002-0594 CN: 44-1302/F 邮发代号: 46-289 历史沿革: 现用刊名:国际经贸探索 创刊时间:1985 本刊一直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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